來自IMF的禮物

朱民擔任副總裁提升中國“形象力”

7月12日，剛履新IMF總裁的拉加德甫一上任就兌現了向中國的允諾，正式提名朱民為IMF副總裁。據IMF副總裁任命流程，若IMF執董會在收到提名通知2個星期內無異議，朱民將于7月26日正式就任IMF副總裁。

拉加德未讓朱民出任IMF第一副總裁，而是選擇新增一個副總裁崗位為朱民量體定做；但國內似乎并不在意拉加德送來的有“打折扣”之嫌的禮物，而重點渲染朱民將成為1944年以來IMF中首位中國籍副總裁，以及朱民就任彰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等。然而，把朱民即將在IMF的履新和林毅夫就職世行，解讀為將進一步提高中國在IMF和世行的話語權，明顯言過其實。

IMF和世行的最高權力機構為理事會，負責日常事務的機構是執董會，且理事會和執董會都基于各國在兩大國際組織中的基金份額和股份實行加權投票表決制，IMF總裁和世行行長為行政執行機構。中國派出副總裁、副行長級高管并不必然幫助中國抬高話語權和影響力。

事實上， 2008年5月林毅夫就職世行三年多來之表現，以充足的現實理據告知我們需以平常心待之。如世行對林毅夫的任命主要是基于研究管理型的而非實務行政性的；且任職三年來幾乎言必談中國和中國模式等，反映林毅夫始終未有效實現由中國經濟學家向世界經濟學家的轉型，抑或林毅夫在刻意印烙自身的中國痕跡。這雖主觀上有推廣中國模式和中國影響力之意愿，但卻不免給人以視野的局限和缺乏有效嫁接國際思維傳播中國智慧的能力。

目前IMF的三個副總裁分工相對明確，即將接替利普斯基的第一副總裁利普頓將主要負責美洲事務，而筱原尚之則負責亞洲事務，沙菲克負責歐洲事務。

市場預計拉加德可能將安排第四的副總裁朱民負責新興市場事務。

果真如此則問題不容忽視。即IMF現有的三位副總裁的事務是按地域分配的，如果繼續按地域分配，目前IMF缺乏專司非洲事務的副總裁；而若安排朱民負責新興市場國家事務，很容易會給四位副總裁帶來主管事務上的沖突，因為新興市場國家分布在亞、歐、美、非等不同區域，因此很容易出現四個副總裁職能的交叉，從而導致多龍治水——如俄羅斯既屬沙菲克負責又屬朱民職責范圍，同樣印度既由筱原尚之負責又與朱民有關。

不僅如此，當前新興市場國家不僅在制度、文化等方面都差距明顯，同時內部的利益訴求也相當復雜，甚至存在沖突。若委托朱民作為分管副總裁，應該說對拉加德是一招妙棋：既兌現了對中國的允諾，又無形中把中國推向了代表新興市場國家的臺前，從而向中國傳導了壓力。殊不知，朱民若在處理新興市場國家事務上有意或無意地偏向中國，那么勢必引發其他新興經濟體對中國的非議，從而激化新興市場國家內部的矛盾；而若在處理新興市場國家事務中未能充分協調中國利益，那么同樣會引發國內的非議。殊不知，新興市場國家至今屬于一個松散的組織，缺乏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等。

由此可見，中國向IMF派送高管雖提升了形象，但正如諾獎得主謝林在《沖突的戰略》中指出的權利的伸張意味著承擔更大的責任，影響力的提升給自身所唯一帶來的更多的是妥協的義務和讓步的自由。因此，若把朱民就任IMF副總裁權作為中國影響力和話語權提升的鏡像，那么影響力和話語權將限制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選擇菜單和選擇自由。這就不難理解為何長期以來中國拒絕充當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角色參與國際事務之緣由。

當然，卡恩辭職后IMF在新總裁和副總裁競選和任命上所帶有的明顯身份競爭和國別利益色彩，以及近年來IMF在主導理念上頻繁搖擺的分歧隔閡，正在傷害IMF的公信力和獨立性。這使當前的IMF不僅無法提出超然于成員國間矛盾的解決方案，反而正使自身陷入了成員國間復雜的矛盾之中，助長并滋生了各種道德風險。

典型的是IMF在歐債危機上過度迎合歐盟，把本屬支付風險的歐債危機作為流動性危機加以解決，并支持歐盟出臺限制交易自由的政策，使歐債危機由單行劇本變成風險不斷強化的連續劇。顯然，在已漸失獨立方向和理念的IMF中增加代表性和話語權，給中國帶來的或將就是讓步的自由。

因此，當前應該盡量對朱民履新IMF副總裁與提高中國話語權和影響力進行必要的切割，以避免過度地在IMF攬權牽制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選擇自由。同時，朱民等也盡量在處理國際事務中避免不加遮掩地宣傳中國模式和理念。殊不知，目前中國尚缺乏能承擔更多國際義務的經濟實力來交換讓步自由的國際話語權。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