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量化寬松無法刺激企業的進取精神
時間：10-10-20 來源：世紀海翔
全球量化寬松無法刺激企業的進取精神
當日本宣布第三次執行零利率政策實行“包括性的金融緩和”之時，內外稱其出乎意料。但正如《華爾街日報》指出的那樣，日本一半的企業沒有負債，根本缺乏資金需求。而那些銀行不愿放貸的企業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臭名昭著的日本老右派石原慎太郎當年信誓旦旦要當中小企業之友，拿東京都民眾的血稅搞了一個新銀行，結果業績慘淡。
小泉執政時期的金融智囊之一的木村剛也以同樣的理念搞了一個日本振興銀行，但目前面臨清理，木村本人也因為妨礙當局檢查在今年被起訴，面臨鋃鐺入獄之虞。日本央行這次“出乎意料的金融緩和措施”的背景是一幫短視無腦的民主黨議員的訛詐：喧嚷修改日本銀行法，剝奪央行獨立性。
眼下，對美聯儲即將啟動第二次量化寬松（QE2）幾乎已經變成了共識。但筆者認為伯南克最近大舉鼓吹QE的言行其實更多地是為了保護美聯儲，先和奧巴馬演一出雙簧肯定QE1的成績，同時擺出更激進姿勢跑在中期選舉前，避免來自國會過度的政治壓力。據估算，美聯儲今后實施QE的空間大約還有9000億美元，如果按照高盛的估算QE2達到5000億美元的話，那么留給美聯儲的余地也不多了。實際上自由市場下，央行要隨意控制長期利率和匯率都是不可能的。
某些輿論對QE規模的擴大有著很深的誤解，它們認為日本央行不夠堅決，正是從這個角度去分析的。然而，QE1的規模達到3000億美元，但長期利率從2.5%上升到了4.0%的水平。現在伯南克又跑出來說情況不妙，不啻于是在說3000億規模太小。實際上伯南克2002年的一次講演里曾提到：1940年代聯儲幾乎沒花幾個錢就將長期利率推到了目標圈。也就是說，QE的成功與否不在于其規模的大小。美聯儲現在面臨的其實是日本病的另一種威脅：企業的草食化。
2006年10月，日本作家深澤真紀在她的一個連載中描寫了一部分不像是男子漢的現代日本男性，對戀愛和性都比較消極，這些男性被稱作“草食系”。在媒體的推動下這個詞展示了極強的傳染力，在2008年，哲學學者森岡正博教授和營銷作家牛窪惠分別出版了一部書來反映這些在不斷增殖的青年男子，進入2009年網絡更把“草食男”推向了全球，它的英譯都成了一大話題。鑒于有學者統計說現代漢語中涉及人文學科的專業詞匯中來自日語或相關的大約超過30%，所以有一兩個日語詞匯漢語化似乎并不令人感到不安。然而當這種欠缺欲望的“不積極”現象在經濟領域不斷擴散時，就值得我們多加注意了。
日本公司法規定，企業定義為：以盈利為目的。為此企業通過貸款或股權融資來加大設備投資擴大生產，增強銷售來獲取利潤。然而我們把《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數據化后就能發現，在2009年，日本全國的企業中（除去金融類）有46%實質上沒有借貸的。這個比率在2000年后一路飆升，總額在2009年底達到了203萬億日元。《日本經濟新聞》說東證一部上市公司的手頭現金多達68萬億日元，這已經足夠收購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三國的全部上市企業了。這個現象反過來說正是日本企業對風險的厭惡：保守化。佳能等企業反駁說并非在追求儲蓄，而是目前沒必要投資。然而國民要問，這么多現金沒處用為啥不給股東派息？或是提高員工待遇？
豐田在奪取全球第一份額的2008年時算是擴大投資了，但當時其手里現金多達2萬億日元，在美國被狠扁了一通后，現在它手里現金居然多達4萬億日元，而且作為長期投資它一共持有2萬億日元的日本國債。更讓人掉眼鏡的是，某些企業居然把眼下通過股市融資的資金也拿去買了國債，理由是投資需要時間。目前類似《日本經濟新聞》這樣的主流媒體把這些企業叫做“草食系”，來揶揄它們欲求的退化。另一面日本政府卻在積極討論如何調低法人稅，提高消費稅。
在美國，正如我們以前談到過的那樣，類似蘋果這樣的優良企業也把多余的現金拿去投資國債，這樣的環境中量化寬松的結局很明顯。實際上日本的經驗證明，量化寬松無法刺激企業的進取精神，因此不能過多期望它在刺激經濟復蘇上的作用。
伯南克的美聯儲不是不清楚這個道理，而是現實中需要這樣的言行來為經濟自律性復蘇爭取時間和空間。由此引發的人民幣匯率問題短期內很難平息，但實際上問題很清楚，與其讓各國的政客們不斷逼迫央行實施弊大于利的量化寬松，還不如督促各國政府盡快加大結構性改革的力度，刺激企業的創興欲望和獎勵國民的進取精神。現在國際環境更多表現為經濟問題的政治化壓力加大，但我們一定要避免感情用事，多給自己留下政策變動的空間爭取更多長期性戰略利益，這需要當局多從戰略面考慮，靈活應對今后一段時期的可能發生的內外壓力。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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