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實質
時間：10-03-23 來源：世紀海翔
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實質
對于經濟危機的認識，我們認為有必要在方法論上作周期性危機和總危機的區分。只有在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相伴隨的情況下，導致全球經濟格局發生根本改變的總危機才會出現，這種革命性的變革或以戰爭為手段（如上個世紀初葉的兩次世界大戰，實現了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以及兩個并行市場格局的形成）、或以國內政局的動蕩為表現形式（上個世紀90年代原蘇東體系的瓦解，推動了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新的全球分工格局的形成），而在這樣總危機爆發之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作為強制性的調節手段，其作用在于，實現社會化大生產各部門之間的客觀比率的要求，使價格趨近于價值或均衡價格，使虛擬經濟趨近于實體經濟。因此，只有總危機才是對制度、格局以及相應的結構的否定，這是長期的趨勢；而周期性危機則是對價格偏離價值的量的調整，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周期性。
2009年第四季度以來，世界經濟增長出現復蘇跡象。美國經濟比第三季度增長了1.53個百分點，按年率計算增長了5.7%；日本經濟比第三季度實際增長了0.9個百分點，按年率計算增長了3.8%；歐元區經濟增長相對緩慢，但同第三季度相比，也出現了0.1個百分點的環比增長。
2007年由美國房地產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一度被人們視為是上個世紀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衰退，在不到兩年的時間便開始步入復蘇的軌道。從極度悲觀預期到謹慎樂觀的判斷，至少說明了人們在對本輪經濟危機性質的判斷經歷了一個漸進式的認識過程。
隨著對本輪危機認識過程的深化，我們認為有兩方面的認識意義重大，它直接影響到我們對未來全球經濟走勢和格局的判斷。
目前的經濟復蘇缺乏創新基礎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在危機爆發初期，人們過多地將關注點放在了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衍生品的分析上，即認為投資銀行家的貪婪與金融監管的失靈是本輪危機的根本原因，進而推論出美國金融自由化及其理論基礎—市場原教旨主義是本輪危機的替罪羊，而必須予以拋棄。借次貸危機之機反思和批判經濟自由主義與市場原教旨主義，這在打破人們對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盲目崇拜的思想桎梏上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意義。然而，從次貸危機出發來否定金融自由化，本身在經濟邏輯上是不能成立的。因為，金融自由化及其金融工程學的發展，主要針對的是經濟運行過程中的非系統風險，金融自由化在次貸危機面前的無所作為，似乎表明了金融自由化理論的缺陷和失靈。但是，這種推論的邏輯錯誤可能在于次貸危機爆發可能并不是非系統風險積累的結果。
美國在房地產泡沫形成的年代，恰好也是美國經常性項目赤字和對外負債急劇增長的年代，美國過度的需求增長和外圍國家的過度供給，既是危機前全球經濟增長的模式，也是世界經濟失衡的根本原因。由此我們可以判斷，本輪經濟危機的出現是對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經濟增長方式的一次調整，這種調整是對美國過度消費、外圍國家過度生產所積累起的全球經濟風險的糾偏。正如美國經濟學家Nouriel Roubini and Brad Setser(2004)和Sebastian Edwards(2005)的分析所表明的觀點：美國經常性項目的赤字在達到占GDP的7.3%時，美國的經濟會出現拐點，并因此引發美國的經濟衰退，以及美國對外凈負債的下降。對于這樣的全球性系統風險，自由市場經濟是無法克服和規避的。我們不能迷信到希望市場經濟能夠避免和規避市場經濟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制度性風險以及與此相伴的周期性做了機的地步。
其次，為什么全球性的系統風險會首先從美國的房地產價格以及與之相關聯的金融資產價格泡沫的破滅為突破口，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我們必須從美國的需求增長方式的變化及美國政府的利益實現上尋找答案。
從美國居民消費來源的結構來看，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工資收入；另一個是財富的增長，主要是指股票和房產等金融資產。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居民財富的增長速度遠遠快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1975年居民財富與收入的比率為4.2，1990年這一比率上升到了4.7.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匯沫破滅之后，這一比率有所下降，但是，隨著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到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這一比率已經上升到了6.2.由此可見，在2001年前后，美國房地產及其相關金融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維持納斯達克泡沫之后美國居民財富增長的需要，這符合維持美國消費需求增長的根本要求。至于為什么美國的房地產在這一時期能夠成為美國投資銀行炒作的對象，在IMF的《世界經濟展望》（2008）中已經作了很好地分析。其邏輯是，首先，在2000年之前的30年中美國房地產價格波動的方差不超過5%，這意味著美國房地產市場風險較小；其次，美國在2001年之后的低利率政策，使美國的房地產成為了低成本高收益的行業，這就為與房產相關的金融衍生工具創造了發展的空間，因為衍生工具需要在低利率的環境中才能獲得收益，而伯南克入主聯儲之后，利率政策方向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房地產衍生工具的運作環境。
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如果我們把本輪全球經濟危機的性質定位在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上的話，那么，可下的結論便具有了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對全球經濟中的東亞經濟體來說，由于1990年代的金融危機的沖擊，各國都采取了審慎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特別是資本賬戶的對外開放進程逐漸放緩，因此金融危機對這些國家的直接沖擊程度有限，然而，全球經濟失衡調整所伴隨的中心國家的需求下降，必然對這些國家的生產產生直接的沖擊。
二、根據歷史的經驗，全球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必須建立在制度創新或技術創新的基礎上，1929—1933年的大危機之后，至少是在全球貨幣體系的創新、福特制度的管理創新、以及美國凱恩斯主義順周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創新的基礎上，才逐步步入了1960年代的增長繁榮；而1973—1975年的危機也是在IT技術創新的基礎上，才迎來了1990年代的新經濟時代。然而從2007年危機爆發至今，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技術和制度創新跡象，有關新能源和環保產業的技術也還只停留在概念炒作的層面上。因此，任何經濟指標所反映出的經濟復蘇跡象目前都缺乏創新的基礎。
三、在缺乏創新的前提條件下，全球經濟的復蘇現象又該作何解釋呢？從積極的意義上講，這說明現存的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模式依然沒有發展到極致的地步，它仍然還能夠維持下去，即復蘇意味著全球經濟還會回到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況中去。從歷史的角度看，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的格局，盡管存在著“中心—外圍”不平衡發展的特征，但是，這種國際經濟格局是建立在金融中心和制造業中心相分離的國際分工格局的基礎上的，這種分工格局與歷史曾經出現過的工業中心與金融中心相融合，與落后農業國的國際分工體系相比較，至少避免了發達國家之間的制度演進的同質化趨勢，因而也就避免了發達國家間在資源、市場及殖民地控制權上的紛爭。當然，在全球失衡的格局中，各國利益間的博弈如果不是以軍事沖突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話，那么現存的國際經濟格局的維持就是有可能存在下去的。
從消極的意義上講，在缺乏創新基礎的情況下，全球經濟出現復蘇的跡象，則說明針對現存全球經濟格局的調整遠沒有到位，今后若干年中類似的經濟調整還會反復出現，直到新的全球經濟的增長方式的現現，新一輪的全球經濟的繁榮階段才會到來。
全球經濟失衡的趨勢沒有改變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進程中，由發達國家的危機所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第一次對中國經濟形成了直接的沖擊和影響。同時，本輪危機與以往危機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中國因素在危機之后的復蘇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本輪危機的性質是全球經濟失衡風險的系統釋放的話，那么，人們會希望通過危機——作為強制性調整的手段，來消除全球經濟失衡，實現全球經濟的再平衡。
然而，對于經濟危機的認識，我們認為有必要在方法論上作周期性危機和總危機的區分。只有在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相伴隨的情況下，導致全球經濟格局發生根本改變的總危機才會出現，這種革命性的變革或以戰爭為手段（如上個世紀初葉的兩次世界大戰，實現了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以及兩個并行市場格局的形成）、或以國內政局的動蕩為表現形式（上個世紀90年代原蘇東體系的瓦解，推動了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新的全球分工格局的形成），而在這樣總危機爆發之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作為強制性的調節手段，其作用在于，實現社會化大生產各部門之間的客觀比率的要求，使價格趨近于價值或均衡價格，使虛擬經濟趨近于實體經濟。因此，只有總危機才是對制度、格局以及相應的結構的否定，這是長期的趨勢；而周期性危機則是對價格偏離價值的量的調整，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周期性。
每當全球性危機來臨之時，人們總會用對總危機的認識來替代周期性危機性質的判斷。然而，即便我們對總危機的判斷是正確的，那也是一種長期趨勢的判斷，在總危機真正出現之前，它也不能用于替代我們對周期性危機性質的判斷。特里芬在1960年就得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國為了獲取“估值效應”而不斷貶值美元，美元貶值的長期走勢，必然會使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走向終結。這種判斷，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總危機的認識，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每當世界經濟出現危機時，人們總是會預期美元的匯率會走低，而事實上，在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危機時代，每次危機期間美元并不是一味地貶值，相反，很多情況下，危機期間，美元對多數發達國家的貨幣而言是升值的。
同樣的邏輯在對2007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分析中也依然存在，即認為這輪危機中中心國家的需求調整，必然意味著對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全球經濟的格局必然在再平衡的結構調整中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然而，從近百年的歷史來看，全球經濟的失衡主要出現過四次，第一次較明顯的失衡出現在英國主導下的全球經濟失衡（1880后的近十年中），后三次是以美國主導下的全球經濟失衡（分別是：1960—1973年，1974—1989年，1990—2008年）。這三次失衡都導致了全球經濟危機的出現，但只有英國主導下的經濟失衡在危機過程中實現了再平衡，另外兩次失衡，只是在危機過程中出現了失衡量的逆轉，而危機過后，非但全球經濟失衡的趨勢沒有出現逆轉，相反，失衡的規模還存在進一步增大的趨勢。
在1960—1973年期間，美國經常賬戶余額占有GDP的比重約在0.3%，而隨著危機的結束，全球經常財戶失衡的程度進行了反向的調整，美國經常財戶余額占GDP的比重不但沒有出現明顯下降，反而在一定時期內有所上升，達到了1%以上。相似的情況也發生在1974—1989年以及1990—2008年的全球經濟失衡時期，雖然在危機后全球經濟失衡的規模略有調整，但全球經濟失衡的趨勢沒有根本的變化。這一現象說明，全球經濟失衡并不是經濟全球化所固有問題的關鍵所在，關鍵性的問題在于全球經濟失衡所表現出的利益分配、治理制度、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關系，經及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文化多樣性之間的差異沖突等問題。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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