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拿銀行開刀是在玩火
時間：10-01-29 來源：世紀海翔
奧巴馬拿銀行開刀是在玩火
上周，奧巴馬政府提出了針對銀行業的最新監管措施，旨在限制接受聯邦存款擔保的銀行從事自營交易、涉足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業務，同時限制金融機構的規模不至于“大得不能死”；這些措施大致上體現了前美聯儲主席、現總統經濟修復顧問團主席保羅·沃爾克的監管理念，這一點，從奧巴馬發表這些建議時沃克爾就站在他身邊這一事實中，也可以看出。
對此舉動，市場做出了迅速而強烈的反應，股市應聲下跌，銀行股首當其沖；金融界和投資者的擔憂不僅在于這些措施本身，更在于這顯示出，沃爾克這位一貫的強硬管制派，在奧巴馬經濟政策團隊中的地位很可能已壓過薩默斯和蓋特納，而后兩位的經濟理念較偏中間，所提議的監管措施也相對溫和。
在此之前，沃爾克的地位一直很邊緣，其言論和主張無論在學界還是國會都少有呼應，而金融界更視之為洪水猛獸；他的政策主張，從理論和歷史經驗上都得不到支持，本次危機的根源在于不負責任的房貸經衍生品市場的風險放大和擴散，混業經營與此并無多少關系，除非禁止商業銀行向投資者發行債券，否則風險擴散放大的途徑并不會因分業經營而被截斷；至于規模限制，迄今更未提出任何可操作的方法。
現在，奧巴馬把這只一年來始終躲在冷僻角落里的猛獸放出來了；這是奧巴馬經濟政策的重大轉折，這一轉折，看來并不是出于他的經濟和監管理念的突然變化，而是他在國會中期選舉日益逼近之際，對民主黨不妙處境所做出的反應。
上臺一年來，奧巴馬幾乎在所有方面都拿不出什么可以夸耀的成果；他當初能夠當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危機所激起的選民對共和黨的懲罰沖動，現在危機過去了，經濟算是得到了穩定，甚至顯出了復蘇跡象，然而，多數評論都將主要功勞歸諸伯南克和保爾森在關鍵時刻的果斷舉措，而奧巴馬的功勞僅在于平穩延續了前任的政策。
在國際方面，所謂與伊朗坦誠開放的直接接觸并未發生，而伊朗在西方聯盟的虛弱面前越發囂張，巴以和談更已被徹底遺忘，關塔納摩監獄的關閉也已無限期推遲，曾被左派寄予厚望的減排談判更是一敗涂地，種種曾被承諾的優先事項幾無進展。
金融雖已穩定，資本市場也已回暖，但影響更大選民基礎的就業卻仍在惡化；旨在促進就業的7800億經濟刺激方案，在留下巨額赤字之后，卻以徹底失敗而告終；唯一的成果是在輪胎和鋼鐵制品上的貿易保護，這確實能討好工會，但也在國際關系中留下了惡名，更不幸的是，由于貿易保護早已成了過街老鼠，此等成果壓根拿不上臺面來夸耀。
奧巴馬迄今最大的戰果，是醫改法案在國會的推進，但卻是以極高的政治代價換來的，或許不會低于小布什為伊拉克戰爭所付出的代價；不僅共和黨人一致抵制，黨內因背離財政保守原則而冒政治犧牲風險，更背負了60%以上的民意反對率；由于醫改關乎選民切身利益，是他們投票時的絕對優先考慮事項，高反對率很可能導致民主黨中期選舉的大敗。
正是上述困境，迫使奧巴馬尋找出路，而挑起爭端、開辟新戰場、轉移視線焦點、讓本方陣營在對抗中團結起來，恰是處于不利地位的政客擺脫困境的常用手法；對于這樣一場挑戰，金融家確是個合適的目標，這些高傲貪婪、渾身銅臭、腰包鼓鼓的家伙，既不招中下層民眾喜歡，更為自視甚高而懷才不遇的知識分子和文藝老中青所嫉恨，在好萊塢影視劇中的形象更是早就一塌糊涂。
金融家不僅被指認為危機的罪魁禍首，更因其接受政府的擔保和救助，而在薪酬和風險問題上遭受道德攻擊；奇妙的是，在這兩個攻擊點上，民主黨的左派基本面和處于最右邊的奧派與自由至上主義者達成了共鳴和呼應：左派說，政府必須擔保和救助，右派說，政府不應擔保和救助，然后他們一起說，你拿了擔保和救助，就不能拿高薪和冒高風險。
可笑的是，似乎所有人都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風險準備、存款擔保、隱性流動性擔保，以及聯邦救助，都不是金融家向政府請求得來的，而是政府通過立法強加給他們的；承擔道德和法律責任的前提自由選擇，對于被強加的東西，無論是幫助還是負擔，都無須背負道德責任，更無須因此而限制自己的行動自由。
奧巴馬或許選中了一個很有號召力的攻擊點，但也是一個高度危險的攻擊點，他是在玩火，如若玩過頭，很可能喪失來之不易的經濟回穩和脆弱的復蘇前景；金融系統作為整個經濟體的血脈，其反應之敏捷、影響之深廣，皆為其它部分所不及，并且其反應大半基于對未來的預期和信心，一旦人們確信這是動真格而不僅僅是宣傳戰，經濟局面可以在一夜之間逆轉。
不幸的是，許多人對金融的認識，還停留在“不創造實際價值，以興風作浪為務的寄生食利者”這種蒙昧狀態；若奧巴馬成功煽起一場針對金融業的民粹主義運動，將是美國經濟之大不幸，也是整個世界經濟之不幸。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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