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未來（下）
時間：09-03-10 來源：世紀海翔
資本主義的未來（下）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事務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金融穩定事務執行董事安德魯?霍爾丹(Andrew Haldane)指出了銀行對其應管理的風險的理解有多么的少。他將這些失敗歸咎于“災難短視”(disaster myopia，指傾向于低估風險)、缺乏對“網絡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從一家機構對其它機構的溢出效應)的認識以及“不協調激勵措施”(misaligned incentives，對員工有利，對股東和納稅人不利)。
此次危機過后，我們肯定“不會那么自豪地看待金融，就像1925年邱吉爾所渴望的那樣。市場將制定嚴酷（即便是暫時的）的紀律。監管也會加強。
不太明確的一點是，決策者是否將考慮結構性補救措施：將多功能商業銀行業務與投行業務分離；或者被迫縮減被視為規模太大或關聯性過于緊密而不能破產的機構的規模和復雜性。有人可能還會設想，隨著政府發揮越來越大的主導作用，大量銀行業活動將回歸本國市場。如果這樣，將出現“放松全球化”(de-globalisation)。
此外，邱吉爾還要求工業要變得“更知足”。然而，短期來看，金融體系的崩潰正帶來相反的結果：全球性工業下滑。此外，這正蔓延到實體經濟的所有重要領域，其中許多行業正大聲呼喚援助。
然而，如果金融體系被證明為功能紊亂，那么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賴股東價值最大化，作為引導企業的方法呢？畢竟，大多數股權掌握在金融機構手中。過去18個月的事件肯定證實了這一觀點的愚蠢之處。許多人會總結道，相對于讓金融參與者或市場凌駕于公司之上，讓公司管理者決定公司的方向是更佳做法。
可能的結果是，政府保護公司不受活躍股東襲擊的意愿增強，這些股東包括對沖基金、私人股本及其它投資者。隨著有缺陷的金融業喪失其可信度，市場進程的合理性也受到影響。 自由的“盎格魯-撒克遜”式策略尤其如此。
貨幣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可能性也很大。宏觀經濟共識一直支持貨幣和財政政策責任分離、讓財政政策自動發揮作用、央行獨立以及令貨幣政策轉向針對通脹。但由于利率已接近零，貨幣和財政政策之間的區別已消失。更根本的是挑戰在制定貨幣政策過程中忽視資產價格的決定。
許多人辯稱，接替沃爾克的格林斯潘為泡沫以及隨后泡沫的破裂創造了條件。他曾主張，相對于及時發現泡沫并戳破它，在泡沫破裂后收拾殘局更容易一些。在去年11月對這一理論重新進行評價時，美聯儲副主席唐納德?科恩(Donald Kohn)重申了這一傳統看法，不過他流露出了一絲不自在。
科恩現在指出，“考慮到投機性繁榮與蕭條（這可能要經歷數年時間完成）對實體經濟明顯的重要性，在評估經濟前景以及就伴隨而來的合理的政策利率道路進行討論時，央行可能應努力長期保持警惕”。央行必須更進一步，要么通過貨幣政策，要么通過監管工具。
然而，巨大的金融危機，再加上嚴重的全球衰退（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話），將造成遠比這些更為廣泛的影響。
記住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期所發生的事情吧。失業人數增至包括美國在內的重要國家總人口的四分之一。這徹底改變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資本主義以及政府的作用，甚至在自由主義民主國家。這導致自由貿易崩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可信度增強并令許多決策者轉向進口替代，作為一項發展戰略。
大蕭條還帶來了仇外情緒和威權主義。被嚇壞的人們變得封閉起來：他們在社會內部以及不同社會之間公開劃清界限。1930年，德國納粹贏得了德國民眾18%的選票；1932年，在大蕭條高潮時期，這一數字曾升至37%。
一個已經能看到的改變是對薪酬的態度。甚至連美國和英國都正對接受援助的機構的薪資水平和結構進行直接控制。從無法想象到變成習慣用了一年時間。同樣明顯的是，對不平等的態度發生了更大變化：作為能力出眾的回報，巨額酬金是可以接受的；但作為對代價高昂的不勝任的補償，那是無法忍受的。對較富裕人士征收的邊際稅率正再度上升。
然而，另外一個影響是在不安全感方面。把養老儲蓄從政府管理的現收現付(pay-as-you-go)體系轉移到基于市場的體系，其可信度將遠遠不如以前。但諷刺的是，盡管如此，長期投資獲利的機會卻增加了。與市場一樣，政治也做過了頭。
對安全感的追尋將加強政治對市場的控制。轉向政治必須伴隨著轉向國內，而遠離國際。在金融業，這一點已非常明顯。決心援救國內生產商的做法也證明了這點。但保護主義干預可能會遠遠超越目前我們所看到的例子：現在還為時尚早。
這場危機對于新興市場的影響將尤為嚴重：極度貧困人口數量將增加、新興中產階層的規模將減小、同時一些背負債務的新興國家的政府肯定會違約。人們對于本國和全球精英的信心、對于市場甚至重大進展的可能性的信心將下滑，這將對社會和政治造成潛在的破壞性影響。多數新興經濟體對這場危機毫無責任，幫助它們擺脫危機是必要的。
整個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影響事件發展的能力也將遭到破壞。西方金融體系的崩潰（而中國的金融體系則在蓬勃發展）標志著“單極時刻”的結束，這令人羞愧。由于西方決策者步履維艱，他們的可信度也遭到了破壞。誰還相信這些老師？
這些變化將危及世界管理全球經濟并應對戰略性挑戰的能力：脆弱的國家政權、恐怖主義、氣候變化以及新興大國的崛起。從極端意義上來說，幾乎所有人現在都依賴的全球經濟一體化可能會出現倒退。全球化是一種選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歷時幾十年的一體化經濟陷于崩潰。現在這可能會再次發生。
2007年6月19日，我就“新資本主義”撰寫了一篇文章，我注意到，它仍“未經受考驗”。如今考驗已經來臨：它失敗了。金融自由化的時代已經結束。然而，與上世紀30年代不同，現在市場經濟的可靠替代品并不存在，國際合作的習慣根深蒂固。
“我感覺，我們所處的地方已不再是堪薩斯了。”桃樂茜(Dorothy，譯者注：《綠野仙蹤》童話故事中的女主角)說道，此前一場龍卷風把她、她的房子以及她的狗吹到了奧茲城(OZ)。過去30年的世界已消失。在這次金融龍卷風過后，我們將降落至何處，這是我們希望確定的事情。
摘自—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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