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的政策無法改善經濟
時間：11-10-14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激進的政策無法改善經濟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美國兩位經濟學家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及克里斯多夫·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表彰他們在“宏觀經濟成因及影響方面實證研究”的杰出成就。
在弗里德曼領銜的芝加哥學派發起實證主義潮流之前，過去經濟學家的主流思維是“應該怎么做？應該怎樣趨向合理？”，而他們的解說方式大多是建立某種假設性的數學模型，描述一下現象或模型假設，然后就提出了“應該怎么做”的意見。實證主義潮流的核心在于，“應該是什么”先存而不論，先要將事情搞清楚，比如能不能通過收集數據的方式來證明的確存在著“儲蓄邊際遞減”，如果即有“邊際遞減”也有“邊際不遞減”的情況，怎么對其作出區分和解釋。宏觀經濟政策中加息或者減稅到底是怎么影響長期經濟的？
這就告別了經濟學思想奇談怪論風行的氛圍，一個有趣思想的價值并不僅僅在于它多么有趣，而是有能力呈現出這種有趣的說服力，重心放在“擺事實，講道理”。思想也要經歷“檢驗檢疫”的程序。薩金特是“理性預期學派”的主將，理性預期大意是“民眾不僅被動接受信息，還會主動預測信息，從而形成現在的反應，政府的招數一定會被民眾知道，比如政府想制造通脹刺激經濟，形成貨幣幻覺，民眾了解到這一點，就會主動提高實際利率水平或者不提高，從而貨幣濫發通脹依舊，但經濟卻沒有起來”。
薩金特學術生涯的大規模檢驗，都在驗證理性預期學派的判斷。比如1976年的《美國的古典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他設定并檢驗了一個模型，證明了政府管理貨幣或者財政變量對于就業、產出和利率沒有任何預期效果，政府拯救經濟的政策是無效的，它只會讓該來的蕭條變得更加漫長。
西姆斯沒有被劃入類似理性預期這樣的學派，他開發了很多檢驗的方法，比如VAR，這是一種自回歸的技術。所謂檢驗，簡單地說，就是弄清楚兩個事情：是不是影響了？怎么影響的？比如，某人今天很消沉，究竟是不久前失戀打擊的？還是這個月獎金縮水了？如果上上次戀愛失敗之后，隨后是興高采烈的，那么失戀這個信息就不具備很好的效果，獎金縮水的信息則在“因素叢”里面更具說服力，它就被提取出來。在檢驗上“是不是影響了”這個重大問題上，2003年諾獎得主格朗杰做了非常杰出貢獻——即格朗杰因果聯系檢驗。而西姆斯的VAR是在“是不是影響了”的基礎上，解決“怎么影響的”。格朗杰因果聯系已經確證了獎金縮水對我的打擊很大，那么西姆斯則要說明“究竟是什么樣的方式打擊的”，例如是不是原本想用獎金的錢買一臺IPHONE 4S，結果發現這點錢只夠買個kindle fire，因此感到沮喪？
“擺事實，講道理，有檢驗”很容易成為學術對宏觀政策的“檢驗檢疫”，所以西姆斯和薩金特獲獎給人的期待是，他們的工作能否證明某些政策是有效的，是應當繼續的？或者這些政策是沒用的，應當扔掉的？我們認為，無論是美聯儲的伯南克還是中國的相關宏觀決策，都想得到這種“檢驗檢疫”上的支持。薩金特作為理性預期學派的主將，必然不怎么受青睞。相對而言，相關部門決策人士或者學院派中喜歡往政府跑的凱恩斯分子，會較為青睞西姆斯，西姆斯相對而言立場不是那么決絕。薩金特就直接對美國的預算政策表態說“非常不確定”，暗示政府喜歡高估未來的稅收增長，“雙贏”有多么不可靠。
我們相信，無論對美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來說，薩金特的思想和判斷更有意義，因為他已經用一生的智力證明了激進的政策無法改善經濟。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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