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司的契約困境
時間：11-06-21 來源：世紀海翔
中國公司的契約困境
中國的企業家要走向世界，就必須遵守契約，這是商業的基本精神。面對財富的誘惑，創業者和企業家能否堅定地堅持價值觀，并不以民族主義為借口呢？
因為馬云和支付寶，鄭州商人郭恒基認識了胡舒立，也知道了什么是“契約精神”，但很難反這個問題與倫理道德掛鉤，在他看來，這也就是一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簡單選擇。
他是“80后”，在鄭州經營著一個幾十人規模的家族地產公司，生活卻“簡單有序”，“每天就是陪各個居委、銀行和客戶吃飯，一個‘供’不到，事兒就有可能黃了。這看起來復雜，其實做起來很簡單，完全程式化了。”郭恒基并不清楚“契約精神”有什么價值，但他很累，“在不必要的環節上，耗費了太多的精力。”
相比于郭恒基，阿偉要輕松點。他在東莞的模具廠加入了當地的行業協會，“協會里的企業有大有小，大家還算有秩序，搶活兒的不太多。”當他聽到“契約精神”這個詞時，第一反應是“我們沒有簽什么契約，甚至沒有口頭契約，這相當于一個約定俗成的東西。”
跟很多中國底層的企業家聊天，你會發現他們身上的標簽如此相似：應酬、人脈、老練、現實、拼命、迷茫……以至于根本看不出“80后”和“70后”的區別。“做小生意的，說到底就是做人脈，中國人缺乏最起碼的信任。起初我并不接受爸爸的這一套，但后來懂了，那一群人沒變，生存之道就不可能變。”在郭恒基當下的理解中，商業本就應該由利益所堆砌，倫理也許只是一個“黑色的幽默“。
中國式尷尬
和阿偉相同，多數國人對“契約精神”很陌生，他們想當然地把它等同于狹義的契約：雙方的書面或口頭約定。這在很多學者看業不可思議的事，卻真實地存在著。
博士德文化首席管理顧問汪中求在前年曾寫過《契約精神》這本書，令他苦惱的是中國企業家并不買賬，“老實說，這本書賣得并不好，企業家們更關注管理本身給企業運營帶來的價值，而這種軟性的東西在他們看來毫無吸引力。”
因為軟，所以沒有標準，契約精神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和守信在中國是被割裂的。在馬云和胡舒立有關契約精神的爭辯之后，一個很明顯的分化正體現了中國企業家的糾結。
支持馬云的占少數，更多的是理解，在中國，一個企業首先要活下來。“馬云有難言之隱。有人指責馬云違背了契約精神，個人非法侵吞公司財產。其實，如果不調整，支付寶獲不了牌照，這可能意味著整個阿里巴巴集團坍塌？還有誰是受益者？”網絡觀察家付亮這樣說道。
但站在另一邊的則更多地用歐美例子來反襯國內的缺失。天使投資人薜蠻子在微博中稱：“中國的企業家要走向世界，就必須要遵守契約，這是商業的基本精神。面對財富的誘惑，創業者和企業家能否堅定地堅持價值觀，并不以民族主義為借口呢？”
馬云在做著不止一道選擇題，阿里巴巴集團未來面臨的政策風險和股東暫時權益的保存，選擇誰；時間不等人，是先斬后奏，還是先奏后斬；國家經濟信息安全和國外大股東利益，選擇誰；最后才是法律法規和契約精神的選擇。
不可否認，馬云這一代企業家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批真正意義上與世界接軌的企業家。但適逢中國逐漸從世界工廠轉為世界市場，國內的企業家們一直面臨著一個尷尬。在市場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過程中，國內企業正是因為打破了很多欣欣向榮，違犯契約一度成了中國經濟的推動力。
萬通董事長馮侖曾在他的書《野蠻生長》中反思過這段時光。那是一個沒有現代商業規則的地方，他的很多生意都是在夜總會里談成的，他們甚至還經歷過被人用槍指著腦袋，逼迫撕毀合同的事，萬通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江湖規則”是馮侖很恰當的概括，“每一個創業者都積累了很多解決復雜問題的經驗，但中國變化太快，很多經驗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偶爾有一兩條原則可能還有用，比如說應該按商業規則而不是按江湖規則來游戲。以前，我看到太多朋友之間的砍砍殺殺，這是江湖規則，但這都是要過去的。”
度過“青春期”的中國正處在一個當口，跟誰玩？怎么玩？如果是“自娛自樂”，我們大可不必費盡周折地去改變那些江湖規則，而現實卻是你想“玩”得更好，就必須得跟著世界。
因此，契約精神是根本無法繞開的一個話題。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國家里，契約精神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很多西方國家都信奉一個準則，所有的人性之惡，法律管得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其它部分由上帝管。這部分同“上帝管的”就是諸如契約精神這樣的倫理約束。
這正是國外企業在中國水土不服，而中國企業在國外又屢屢碰壁的原因，國內市場經濟的一些特質是國外企業無法想象的。很多外國公司在投資中國時，都把政府關系、政策穩定性等作為重要的考量標準。
這是兩種游戲規則的碰撞，很難歸結到文化上，當然更不應該武斷地判定孰優孰劣。正如郭恒基和阿偉，他們根本就沒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的游戲規則，自然不會把一些市場行為上升到倫理層面。而在中國，他們構成了市場經濟的主力軍，這難免讓我們有一個疑問，契約精神于中國有何用？
其實，阿偉所在的行業協會本應是契約精神的產物，很多不成文的行規在保證著行業的正常運行。“但如今的行業協會似乎變了味，產品質量不再是討論的重點，多數時間都是在保護幾家領頭羊的利益，還有驅趕潛在的進入者。”行業協會成了一個封閉的圈子，圈里人有人脈，活多得只能粗制濫造。而阿偉只能處處巴結那幾家大廠和協會領導，這樣才不至于被邊緣化。
“契約精神太軟，硬的是利潤，其實我更接受契約，至少有憑有據。”在阿偉口中，領土意識和契約精神的矛盾在國內被無限放大，“要么都做，只有我一家發揚精神，于事無補。”
郭恒基用在公關上的費用甚至占到總成本的三成，他有苦難言，“房地產牽扯到的資質應該是所有行業中最多的，蓋一個章就需要公關一次，但沒辦法。”郭恒基的擔心和阿偉相同，契約精神的確可以大幅削減整個行業的運行成本，但該由誰去推動呢？
驅動力
國內企業的驅力肯定是不足的，至少到現在，很多企業還并沒有品牌意識，更沒有國際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契約精神反而會成為企業很重的負擔。
按照聯合國全球契約理事會的準則，除了人權和勞工標準外，環境和反貪污是兩項重要內容。環境部分包括企業應主動增加對環保承擔的責任，推動無害環境技術的發展與推廣，還要對未來的環境變化未雨綢繆。而反貪部分則要求企業反對各種形式的敲詐、勒索和行賄受賄等。
“準確地說，絕大部分企業都不會主動去響應。當然，敲詐勒索是違法事件我們當然不可能干，但行賄就不可避免的了。一個項目，少則幾十家企業去競標，換做是你，會怎么辦？”當然更讓郭恒基在乎的是企業成本，“一個項目不做也就罷了，可我總不可能不計成本地去投資人力和環境吧？”
汪中求直言中國企業家素質偏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市場所迫。一些企業家修為并不夠，反映到企業管理上，就是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矛盾。如果為了短期利益，契約都可以是無效的。”
很顯然，國內企業家一方面后知后覺，另外又沒有市場壓力，如果單憑內驅力，也許契約精神在中國推廣的周期要極大拉伸。但這還不是關鍵所在，畢竟企業自身有意愿通過契約精神來減少運營成本。汪中求認為在健全法律法規尚需時日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才是契約精神推廣中最難攻克的環節。
汪中求曾為一家在華投資的日本化工企業做過咨詢服務，而這家公司最后無奈地把投資轉向印度。問題只有兩個，都出自地方政府的先前承諾。一是地方政府答應把這家工廠所在區域的地下管道整理清楚，以便安置污水排放系統，結果地方政府以各種理由反悔了；二是在這家工廠希望擴建的時候，地方政府之前承諾的地皮卻無法兌現，甚至要求日本方采用填海，自謀土地。“這是很荒唐的事，這不僅僅是契約精神的問題了，而是已經開始踐踏契約了。”汪中求碰到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無論是國外企業，還是國內企業都存活在一個政策朝令夕改的環境下，這根本就不是契約精神所要求的土壤。”
一個值得思考的例子，一家在中國還算成功的世界500強企業有一個特殊的12條“入華員工培訓手冊”，第一條便是“在中國一切皆有可能”，還有一條是“如果地方政府承諾沒有問題，那就有可能有問題”。更有意思的是，手冊的最后一條竟然是“當你遇到困難時，請參照第一條”。
地方政府的職責是維護一個所謂的經濟圈的持續穩定，它應該是市場規則的制定者。但實際上，擁有資源，卻沒有合理安排資源不說，地方政府甚至不能清楚地判斷一個企業行為對當地市場的影響。在另外一起著名的契約精神紛爭—娃哈哈與達能并購中，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利益相關方，一眾地方政府紛紛發表聲明力挺娃哈哈。當然不能草率評價說這個行為對和錯，但地方政府在面對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時，態度的確不夠嚴肅。
摘自—經濟觀察報
| 上一篇 | 下一篇 |
|---|---|
| 低利率累積天量外儲 | IEA釋放戰略原油儲備的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