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動市場火爆的隱憂
時間：11-04-07 來源：世紀海翔
中國勞動市場火爆的隱憂
今年開春后“用工荒”再次成為媒體討論熱點，甚至中西部傳統勞務輸出地區也出現用工緊缺現象。對此企業加薪招工，各地政府則紛紛提高最低工資標準。2011年勞動市場有望繼續“量價齊增”的火爆形勢。
去年勞動市場就很旺。“城鎮新增就業人員”1168萬人，比年初有關部門規劃的900萬人數超出四分之一強。就業數量超預期擴張，伴隨著工資快速增長。筆者去年暑期到四省七市縣考察就業，所到之處農民工工資漲幅大都在兩成以上。
把觀察鏡頭向前推，新世紀最初十年、特別是“十一五”時期，就業與工資雙雙快速增長。2000-2009年二、三產新增就業12370萬人，其中2005-2009年間新增8360萬人，高于歷史上所有其它連續十年或五年期。“十一五”期間農業勞動力凈減少5000多萬，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五年期相同指標減少量。
工資增長勢頭也很強勁。過去十年，職工年均實際工資保持了超10%的增速。2002-2009年農民工現價月工資增加1.21倍，年均增長12%；考慮同期消費物價指數調整的不變價工資增長88%，年均增長9.4%。
近年的勞動市場走勢，扭轉了世紀之交失業的嚴峻形勢。勞動工資、尤其是農民工工資改變了早先多年增長乏力的局面，上漲較快，顯示市場機制“發力”，推動經濟發展更好惠及普通勞工，積極效應尤其令人鼓舞。
不過全面觀察我國就業和勞動市場形勢，“就業－工資雙增長”背后，也存在多重隱憂。與開放宏觀失衡因素相聯系的潛在問題、勞動市場內部的結構性矛盾、就業轉型與農業補貼政策取向不盡協調等，都不同程度制約著勞動市場的穩健運行，需要政策調整加以應對。
宏觀經濟新一輪強勁增長，是就業擴張需求面的一個支撐。但由于匯率、利率等基本要素價格關系尚未理順，宏觀增長也面臨一些失衡因素。如經濟增速偏快和間歇性通脹的總量失衡因素、匯率“被動和動態低估”和順差過大的外部失衡因素、宏觀調控手段過于寬泛的政策失衡因素等。
與開放宏觀失衡因素相聯系，就業擴張在總量和結構方面出現一些新矛盾。首先，非農就業擴張偏快，恐難持續。過去30年經驗證據顯示，當總需求增長與潛在總供給大體均衡時，非農就業年均增長約1100萬；總需求偏離潛在總供給一個百分點，就業擴張對可持續水平偏離約130萬人。“十一五”時期我國二、三產就業崗位增長8000多萬，顯著超過可持續水平。
我國仍處轉型時期，需要大量非農就業崗位支持農業勞動力轉移，增加非農就業崗位是好事。不過從經濟規律和宏觀均衡角度看，經濟長期增長趨勢決定非農就業長期增長趨勢。宏觀增長偏快偏熱，會帶來非農就業擴張偏快隱憂，并蘊含調整風險。
其次，與宏觀增長外向依賴度偏高相聯系，就業擴張過度向制造業等可貿易部門傾斜。初步研究結果顯示，2002-2008年新一輪宏觀景氣增長中，制造業就業崗位估計增加3000多萬，制造業就業增長占到非農就業增長總量30%以上，占同期總就業人數增長九成上下。
制造業擴大就業本身是好事。問題在于，如果匯率以及其他相對價格扭曲，不能適當反應我國資源在國際比較意義上的相對稀缺程度，微觀主體形成的投資和就業決策就可能出現偏差，并累積調整風險。
再次，勞動市場內部面臨低端工種“民工荒”與大學生就業難的結構性矛盾。由于1998年開始實行的大學擴招政策，高校畢業生從2002年的134萬人激增到2009年的531萬人，七年增長近三倍。勞動市場目前的結構性矛盾顯然與高校擴招有關。
當然，也與勞動市場不完善有關。由于戶籍和農地制度改革滯后，外出務工者難以真正融入打工城市，加上“次等市場”勞動力流動率較高和難以簽訂跨年度合同，數億農民工每年用在全國范圍遷徙的方式行使“用腳投票”的權利。這樣每年一次代價昂貴的討價還價過程，會放大勞動力供求關系的短期波動，也是我國勞動市場發育過程中需解決的問題。
最后，如何協調勞動市場與其他結構政策關系也需探討。例如近年政府實行重農政策，其中免除農業稅和增加農村教育投入等措施成效顯著。政府同時還實行了空前力度的農業補貼政策。據北京大學
我國或已走上補貼農業的道路。全面評估補貼農業的利弊，需另文探討。從勞動市場和就業轉型角度看，大手筆補貼農業，意在讓農民留在農村務農，而刺激經濟政策，則要求農業勞力大量向外轉移。如何協調二者關系需要探討和考量。
要解決勞動市場的深層矛盾，需要把開放宏觀與就業政策結合起來配套改革。一是以匯率和利率改革為樞紐，加快完善開放宏觀政策架構。二是應確立以宏觀均衡為基準的充分就業目標。三是通過組合措施，加快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市場，包括加快推進農地與戶口制度改革，對進城打工農民工子女提供平等公共教育服務，完善普惠城鄉居民的培訓、職介和社保服務網絡建設等。
摘自—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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