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美之戰：這是最不壞的結果
時間：10-09-29 來源：世紀海翔
國美之戰：這是最不壞的結果
國美電器（0493.HK）在
根據聯交所發布的公告，此次特別股東大會上機型投票表決的8項議案中，黃光裕一方提出的撤銷配發、發行及買賣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以54.62%的贊成率獲得通過，而其他4項關于人事任免議案均未獲得通過，分別是撤銷陳曉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撤銷孫一丁執行董事、委任鄒曉春為執行董事和委任黃燕虹為執行董事的議案；剩余3項重選竺稼、Ian Andrew Reynolds和王勵弘三人為非執行董事的議案均以55%左右的通過率獲得通過。
這意味著黃光裕方面希望限制董事會增發新股攤薄自己股份的愿望得以實現，但陳曉和孫一丁的留任也使其進入董事會的計劃受阻。
國美之戰如此引人注目，在于它迄今為止引發了兩場爭論，一場是關于商業道德的爭論，這方面的爭論已經太多，我們不再贅述。另一場則是結果引起的爭論，即這個結果對于國美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
值得一提的是，黃光裕方面被否的4個議案的贊成率均在48.1%—48.2%之間，上述被否的4項議案最終的反對票占比均在51.8%—51.9%之間；而收回授權董事會增發新股一項議案的贊成率則高達54.62%。這意味著至少握有6.42%的投票權的一方在這兩面選擇了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們既贊成黃光裕方面拒絕攤薄股權的需求，又贊成現有管理層繼續管理國美。
這真是有趣的現象，但或許恰恰是這6.42%股東的理性決定，挽救了國美。
這大概是一個皆大歡喜的局面，黃光裕依然可以坐擁大股東的位置，這也導致黃光裕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會過激地采取在市場上拋售股票或者其他行動來進行報復，導致所有股東權益受損；而陳曉為首的管理層留任則保證了國美電器經營的穩定。
我們可以把這樣的選擇看作資本最為明智的選擇。商業戰爭大凡如此，一開始雙方總是劍拔弩張，擺出一副你死我活的架勢，但是棋到終場，雙方往往會選擇符合雙方最大利益的途徑進行妥協。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反觀國內資本市場，我們同樣能夠看到上市公司之間股東的爭斗，比如筆者親歷的2004年宏智科技（現華麗家族600825.SH）的兩大股東之爭，最后演變為全武行，雙方通過搶奪公章、盜竊財務資料等手段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結果是這家行業內較為優秀的公司一落千丈，差點淪落到退市的地步。
兩種情況反映出來的，是香港和內地在公司治理以及法制環境上的巨大差異。正如巴曙松所言，只有大家都遵守既有的公司法框架，各自爭取利益，才能形成這樣一個理性的局面，否則對于各方來說，都是巨大的悲劇。
還有人擔心，國美之戰后并不是皆大歡喜的局面，而是管理層和大股東之間從此爭斗不休。但是我們更傾向于相信：通過這樣一次公開的、遵守規則的較量，大股東和管理層都會意識到，合則兩利，分則兩敗的道理，在利益的紐帶之下，雙方完全可能重新坐到一起，把酒言歡。
這就是這場商戰教會我們的道理：只有最愚蠢的資本，才會選擇最極端的方式來完成自己的利益訴求，得到一個玉石俱焚的結果。更多的時候，背叛和爭斗的確充斥著過程，但懂得妥協才是關鍵。而雙方能妥協，離不開嚴格的法制環境，公平的較量手段，如果不守規則的那一方可通過逾越雷池獲得最大利益，又不會受到嚴厲懲罰，那無疑會驅使雙方都采取極端手段來奪取最大的利益。
還有人提到，國美之戰是“代理人”問題。其實，無論在何地，在什么公司，都存在這樣的問題，關鍵是法制迫使大家遵守同樣的游戲規則，于是股東和代理人的博弈也會選擇理性的方式。
所謂的商業文明和商業道德，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恰恰是從一個又一個國美這樣的案例中來的，通過這樣的不斷較量，積累經驗，從而培育出理性的商業文明。所以，國美之戰，對于大陸的商業資本來說，啟發意義尤其重大。
進一步而言，公司治理也是社會治理水平的縮影，如果有一天，A股上市公司治理也能夠像國美那樣，遵照法度，理性行事，不逞意氣之勇，不以置對方于死地為快，那么我們的社會治理水平也將有望達到香港那樣的水準。如果真能如此，那真是商業文明帶給我們政治文明最大的福音。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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