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失信、媒體失范和房產稅鬧劇
時間：10-05-28 來源：世紀海翔
政府失信、媒體失范和房產稅鬧劇
政府失信、媒體失范，喧囂的大多數捧著臭腳卻像捧著圣經一樣虔誠，合力上演了一出房產稅鬧劇，這讓人不由感嘆：信用缺失但信息爆炸的國度里真是難尋一方凈土。最近一個多月來，關于開征物業稅或擴征房產稅的傳言四攪得中國大地雞犬不寧。媒體忙著造謠，政府忙著辟謠，公眾忙著求饒──信還是不信，這是個問題。都說謠言止于智者，可如此折騰下去，恐怕智者也會被折騰成愚者。
清晰的產權和基于制度的信用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兩個核心特征，清晰的產權降低了交易費用、擴大了市場并深化了分工，而基于制度而非身份（比如親戚、朋友和老鄉等）的信用，則會擴大信任的范圍，降低合作和交換的成本。比如，如果資本市場沒有監管部門和交易所等機構信用的支撐，就難以發展壯大。既沒有清晰的產權界定和保護，又沒有完善的信用體系作為支撐，也許正是中國難以取得所謂市場經濟地位的原因所在。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政府信用更為重要，它是企業和個人等社會信用的基石，正如國債收益率是企業債收益率的參考一樣。在這里我們所說的政府信用，并非微觀經濟層面的政府信用（比如，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背后的政府信用危機），而是宏觀層面的政府信用，即政府出臺的公共政策是否具有合法性、科學性和連續性。
在專制和集權國家，由于缺乏法治約束和民主監督，政府是最不善于講信用的，就好比朝鮮突然換貨幣劫富濟貧。由于政府不講信用，企業和公眾都要試圖從各種黑道白道揣摩“圣意”，這種強勁的信息需求，也誘導了市場競爭下的媒體可能背棄社會公器角色，炮制出許多虛假或不規范的新聞產品。
當然，全世界的所有媒體都要面臨角色和利益沖突，即商業角色和社會公器的角色沖突，會導致商業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利益沖突。但中國的特殊性在于若即若離的媒體管制政策，尤其是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時政領域。這促使在管制較松的其他領域（如文化、娛樂、體育和經濟等），部分報道往往非常“撒歡兒”，打著突破媒體管制和爭取新聞自由的漂亮大旗，實際上卻常常違背媒體的專業精神、人道精神和社會責任感，產生媒體失范的現象。總而言之，媒體在這種長期壓抑下的反彈有些矯枉過正了。
尤其值得提醒的是，影響力越來越大的網絡媒體更容易產生媒體失范。這是因為與傳統媒體的“媒體商業化”不同，網絡媒體走的是“商業媒體化”的發展路徑，其媒體角色和商業角色的沖突更為嚴重。特別是新興的博客和微博等“自媒體”，博主自己制造新聞產品，幾乎不受到傳統媒體倫理的道德約束，可以隨心所欲，但傳播范圍卻很廣，很容易產生網絡暴力或虛假信息的流傳。或許網絡實名制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這能讓博主更加重視自己的口碑和名聲。
其實，除了政府信用缺失、政策反復無常導致公眾的“信息饑渴癥”外，網絡時代的信息爆炸式增長，也對公眾的辨別力和選擇力提出了巨大的考驗，他們很容易焦慮和迷茫：先是對于鋪天蓋地的信息將信將疑，繼而再搜尋鋪天蓋地的信息以確認，在信息的海洋里左沖右突、難以自拔，甚至失去了基本的判斷能力。
以房產稅事件為例，“三年之內免談房產稅”，這只是發改委下屬研究所一個研究人員的個人觀點，而且，稅收政策調整也非發改委的職責，其實根本不值得被大書特書。但是，政府出爾反爾的前科（比如
王小波曾有篇雜文叫《沉默的大多數》，但他說的是大多數人在陌生的公共場合選擇沉默，在熟悉的私人場合非但不沉默，而且還有些夸夸其談。當下，大多數中國人在陌生的公共場合依然選擇沉默，但在網絡上卻選擇了喧囂和浮躁，這也許是一種進步，但也是一種退步。至少喧囂會減少我們的思考時間、降低我們的思考能力，都說事實勝于雄辯，但我們往往在沒搞清事實前，就開始雄辯了。
摘自—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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